1979年3月4日，解放军进入谅山市区，这一失守对越南军民的震动不仅是阵地被攻破，更在于对手并非像宣传中那样容易抵挡。谅山地处越北要冲，南通河内、北接高平、同登，掌控这里就掌握了向越南腹地推进的重要通道。越南把第三师等主力部署在此，由经历丰富的黄丹少将指挥，认为凭借山地地形、坑道工事和地方武装配合，能够把中国军队挡在城外。

然而，长期战争带来的实战经验一方面提升了战斗力，另一方面也滋生了自信乃至自满。越军将抗法抗美的胜绩直接类比于面对中国军队，形成了对敌的低估。战前越方内部流传的判断认为，中国多年未发生大规模战斗，训练和指挥能力已下降，基层甚至有人把单兵素质与战场经验视为越军压倒性优势。这种轻敌心理直接影响了部署：越军重点依赖固守既有阵地，期待以地形与工事消耗进攻方，而对可能的大规模炮火准备、正面突破和多向穿插估计不足。

解放军也并非毫无短板：许多参战部队久未参加大规模实战，协同、通信与火力运用一开始显露问题。但自卫还击作战于2月17日展开后，随着高平、同登方向战事推进，谅山逐渐成为争夺焦点。解放军在炮火、步兵突击与穿插分割上的配合使越军防御空间不断被压缩。越军确实进行了顽强抵抗，利用高地、洞库和居民区阻击，运用火箭筒、地雷等对装甲与步兵造成损伤，很多小分队在失去统一指挥后仍坚持作战，战斗过程并非全无亮点。

但抵抗的顽强并未改变整体态势。随着外围阵地相继失守，城市防御纵深被削弱，3月4日谅山落入解放军手中，越军主力向南撤退企图依托新防线遏止攻势。越方一度淡化失守影响、强调对方兵力众多或在付出重大伤亡后撤退以平衡舆论，但中方在3月5日宣布撤军并于3月16日前后基本完成撤出，撤退并不等同于从未占领。

更核心的教训在于对战争性质与对手能力的误判。越军把过去的胜利经验当作对未来战斗的万能模板，从而轻视了一个组织完备、后勤与炮火支持充足、能够在作战中调整战法的对手。解放军虽起初代价不小，但随着指挥协同、火力运用与部队配合逐步改善，战场主动权发生变化。谅山之败不能简单归结为“人多”，也不能把越军描绘成毫无战斗力：越军有山地战经验和顽强抵抗的一面；解放军则以持续进攻和战场适应能力弥补了部分实战不足。

越南战后承认存在自满与轻敌，并非毫无根据。将对手低估、把历史胜利视为理所当然，是导致谅山防线迅速失去主动的重要原因之一。至于那场冲突带来的伤亡、争议和长期对峙，其复杂性远非一句“人数多寡”所能概括。